大二那年得了面瘫，又是吃药又是针灸，始终没见好转，于是就在医生的建议下住院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那段时间日子脱离正轨，医院学校两点一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那时候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要养活家里仨孩子，所以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外奔波。有时候在包邮区浙江温州一带，有时候在高海拔的新疆西藏，有时候在四川内江，还有几年在南方广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在哪儿，总之哪里有活就在哪里。我生病的时候他正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工地上，每天顶着太阳把水泥混进由钢筋混泥土浇筑的框架模里，老家把这叫装模。
那段时间，他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我恢复的状况，问脸的感受，还嘱咐我定期热敷。那时候手机还是老式的，不能语音视频，他看不到我的脸，他大概以为我已面目全非。不过话又说回来，在5G手机都即将发售的2019，他依然用着淘汰了好多代的老式手机，我和他的联系仅限于半个月一次五分钟的通话。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没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痛不痒，能吃能喝。”我洒脱地宽慰他，人这辈子谁没个小灾小病的，都好着呢。
电话里我装出很轻松的样子，我知道说了也没用，长大之后果然更多的从实际考量。况且这还真没说的必要。这成了我跟他长久以来的相处模式，他在我面前一如既往地沉闷，我在他面前带点儿玩世不恭的随性。
这大概是很多成年男子跟父亲带点苦味的相处模式。
事实证明，我说的话他都没听进去。半个月以后，他忽然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到了我大学所在的城市，而且现在就在医院大厅。他问我在哪？我一脸愕然地跟他说了房间号码。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他了，他又矮又黑，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窘迫地盖在头皮上，他就是个活脱脱的农民，而且还是最底层的农民。他到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输液，囿于吊瓶的限制没法主动上前问好请安，只把塌着的身子稍稍扶正些，他一见我，眉头就邹了起来，聚成了两座峰。
他放下行李就朝我的床位走来，用手捏捏我的脸，抬抬我的眼，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尴尬地笑笑：“痛啊！”
他略带幽默地说：“痛就对了，说明有救！”
我被他搞得哭笑不得，估计他以为我是被硫酸泼了。
印象中我们从没那么亲近过，更没如此亲昵地捏脸蛋子。我没话找话问他：“吃了吗？”
他没有答话，两只眼睛环顾病房四周。
这是个大病房，六个床铺。有个年轻女子出车祸，剃成了尼姑，做完手术瘫在床上。因脑部神经受损严重，语言功能出现障碍，说不出话。医生说算是捡了一条命，不过下半辈子都得在床上度过。同样是来自农村的爹妈一前一后伺候着苦命的尼姑。他看了打了个寒战，一边宽慰老两口，一边温柔地看着我。
那是他第一次去我大学所在的城市。
我从一个三流高中以绝对第一的分数考上大学。他很高兴，说要给我办升学宴，我说免了吧！不至于，也不是什么名校。不过他还是鸡鸭鱼肉摆了一桌菜为我庆祝，要跟我干杯，我红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仰头把酒喝得一滴不剩。
他向来是个沉稳的人，喜怒不形于色，那次却喝高了，嗓门大了起来，说我是他的骄傲！
他嚷嚷着上大学要亲自送我，可最后还是没送成。不光没送成，后来很多次他天南海北地外出要从我所在的城市路过也不曾到学校来。甚至都不曾打个电话，他只是跟所有农民工一样，坐在火车硬座上背着个鼓鼓的大背包听着火车咣当咣当地从这座城市驶过。他心里一定在想，这座留满了他儿子足迹的城市。
而那次，他竟然放下在他眼里命一般重要的伙儿计，从太原辗转来到了这儿。
他是先从太原坐火车又坐大巴回了老家，跟我妈商量过后，又才从老家出发，来到这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