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18年4月1日,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在内部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里第一次对外宣布公司正式被阿里巴巴集团全资收购,这封信当然也可以解读为一封告别信。自2016年4月饿了么获得第一笔12.5亿美元投资,到2017年4月,第二笔4亿美元的投资完成时,阿里已经占股32.94%,成为最大股东后实际已经可以取代饿了么管理团队,并拥有一票否决权。
自阿里资本进入的那一刻起,张旭豪和原管理层的出局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毕竟天下只有王兴一个例外。
“应该是签署了对赌协议,时间到今年3月底,然后要求是2018年Q1要完成盈利,因为我记得2017年6月到2018年4月份这个时间整个公司都在说要把帐做平,甚至最后说要每一单都盈利,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尽管张旭豪还是每个季度都会说一次这个季度的战役要打响了然后鼓舞一下士气,我想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来自前饿了么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朱思码记,即使身为在上海本土作战的本土企业,饿了么的渗透率也只有60%左右,尤其对这家2014-2015年才起势的公司来说,2015年O2O风口结束后没有更多的融资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打二三线市场,而美团本身的地推优势就明显要大于饿了么,跑赢千团大战的王兴绝不是吃素的,拥有成熟的手法预测市场商家潜力,还有来自阿里中供铁军的嫡系血统,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腾讯的流量+资本支持的优势。
“但至多也就是在上海能与美团打一打,一出上海城以后所遭遇的问题和大众点评是一模一样的状况——也就是上海互联网公司的通病:成本高的不喜欢成本低的。上海的地推成本是非常低的,因为商业环境很成熟,但是你其他地方的情况是需要跟当地监管执法部门处理关系,还有补贴吸引商家入驻,事实上饿了么BD拓展的市场时候给到的商家补贴和拉新成本远高于上海本土,这样的亏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面对称为‘商业环境不文明’的地区,美团玩了那么多年地推很清楚如何针对性的在同等环境下用差不多一样的资源来尽可能把帐做平,饿了么野路子肯定要交学费,但是两大外卖平台可是日均千万单俱乐部的成员,边际成本那么高所以注定也只有阿里能接盘买单。”
面对王兴这个凶悍的对手,张旭豪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存活如此长的时间并杀出一条血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饿了么是一众上海互联网公司中极为罕见的拥有“路子野,作风强硬,敢打仗敢拼”的特性,而这个“唯一”的头衔一直保持到2015年后拼多多出现后才被逐步替换。
▲作风强悍的饿了么曾与美团外卖在线下多次爆发冲突
张旭豪和其创始团队从上海交通大学创业起家,拿过校级、区级、市级在内创业大赛一等奖,可以说是由上海市政府一手栽培起来最纯正的本土互联网公司,但张旭豪却多次在内部与外部场合发表关于“我是上海人,但是我不招上海人”的言论。值得玩味的是据一位接近上级部门的人士向朱思码记透露,该言论酿成的后果便是招致了领导们的对饿了么特别是对张旭豪本人的不满。
“我想他的本意还是批判上海本地人不愿意拼,毕竟工资都不低,有腔调的上海人都热爱生活,时薪概念很强,如果累的死去活来换来高工资,然后又缴那么重的税,我干嘛那么玩命而不做一个轻松但薪水不低的活呢?更何况本地人基本都不需要买房。”
一位来自香港的新上海人告诉朱思码记,在最近2~3年,香港的豪车销售量迅速攀升,同时香港本地居民的出境游比例也不断攀升,且受众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显然在无法承担高房价的情况下,香港年轻人试图用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来缓解买不起房的痛苦,这点恐怕对于同属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同病相怜。
归根结底,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对比北京、杭州、深圳会有哪些的异样?
不相信加班文化。长期崇尚西方工作制度,因此上海公司除去日企、台企以外绝大部分的外籍公司都不鼓励在公司加班而是建议把工作带回家处理,外企显然更十分注重员工在8小时上班时间内的工作效率,而不关心加班时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工作,简单的说法就是会跟公司玩命的比例较低。
朱思码记随机调查了携程、饿了么等上海互联网公司员工加班时间和正常下班时间,发现其比例基本保持55开,至多也就是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以便于随时联系沟通。这对于整天拍杭州淘宝城、北京西二旗后厂村,和深圳滨海大厦凌晨灯火通明的互联网人来说,没有996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不过当前上海互联网公司中唯一例外的是“拼多多”疯狂的加班行为被全国各地的人力资源同僚和行业猎头评价为沪上“有钱没命”的典型企业。
上海选择互联网行业的大多为中等以上人才,但不一定是最顶尖的。上海是长三角的金融航运工业中心,教育水平优良,人才密集的同时汇聚了大量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上海的入驻,这也使得人才在院校毕业后的选择空间远高于杭州,深圳,乃至北京。由于西化程度较高,外语普及率位居全国之首,出国留学比例也位居全国前列。如此看来,上海的人才被国企、外资企业、金融系统、政府公务员等几道筛完后,余下的才有互联网公司的机会,而上海唯独没有BAT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互联网行业并非当地人才的首选,甚至备选。“类似当班上考满分的人都走完以后,老师只能把考卷的难度要求降到足够让80分的人能够拿到满分,不然考试将无法进行下去”
上海互联网公司的离职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互联网行业是离职率较高的行业,原因不外乎业务的发展高速度决定了公司潜在的风险和回报的概率几乎一致,这导致的结果是公司几年就解散或者公司几年就上市的概率近乎1:1,而上海的情况是互联网公司虽多,但BAT这样的巨头却是一家也没有。
饿了么员工的平均在职时间基本都在2年左右,这在上海互联网行业已经算是离职率非常高的公司了,而对比携程的员工在职时间平均动辄都是6~8年,这意味本地真正发展稳健且又业务良好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极少,在上海互联网圈跳槽选择不多的情况下离职率自然下降了,但稳健的发展只应属于上市公司或者传统企业,对于中小型互联网公司来说——“稳健发展”四个字绝对不是VC,老板自己,甚至互联网行业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上海生存压力真的大,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座城市,因此这座城市对于互联网的态度跟国外很多城市遇到状况是类似的:我得先看到有什么,所以我才要什么;但是北京、杭州他们面对新生事物不会过于谨慎,因此他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是:我听说国外有什么,所以我想要什么。综合说起来,上海还是太现实了点。”
来自上海的一位互联网创业者告诉朱思码记,上海最先起来的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出自做游戏的盛大和做本地生活的饿了么,其核心不外乎是上海本土的传统经济过于发达导致线下大饼已经被彻底瓜分完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基础极佳的环境下寻找那些细分的切入口。这也是为什么阿里、滴滴、腾讯这类找到大方向、大市场的公司不可能诞生于上海的原因:
上海的互联网总在微创新,也就是不打破既有的成熟游戏规则下所进行的小调整,不触及规则就属于怎么规矩怎么来,但实际上互联网的使命就是要革命与颠覆,为此上海互联网公司总是纠结与矛盾的共同体,往往导致的结果只是乐坏了北深杭那些豺狼虎豹般“等着你自己犯错”的竞争对手们。
“A和B是一样聪明的两个孩子,A需要从90分提到100分,B开始是希望从40分提到90分,很可能最后出现的结果是A一分没提,B却在短时间里提了40~50分,如果是老师,我相信老师会认为B比A更努力,但A不是不努力只是做出来的结果没B的好看,可结果为导向的互联网行业里A就是不如B的,你可以把AB分别看作上海的饿了么和北京的美团。”
随着阿里管理团队上任饿了么,新任CEO亲自送餐走秀上头条,是是非非的收购案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而美团与饿了么的大战显然还将继续下去,王兴的对手从野路子张旭豪变成了马云亲自点将的王磊。饿了么的断腕求生,可叹但不可惜,毕竟这场依靠补贴和地推进行的惨烈大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本地生活O2O这个赛道真正的商业价值和潜力,而是上升到了王兴与阿里多年未了的私人恩怨。
送走了饿了么,但迎来了拼多多,十里洋场至今仍然还是大侠们的乐园,但上海却不一定欢迎小虾米。